第一章 一个美国记者的目光（十一）(第2页)

我租住的村庄是个传统的小院，房东太太有五十多岁了，她不知道离婚是什么，在她简单的思考中，离婚，要么是男人背心，要么女人银荡水姓杨花，是绝对错误的，她好心的要给我介绍对象，却被房东大爷制止。

尽管这几周我们相处融洽，我甚至以为我们成了一家人，但这一刻我知道，我还是个白皮肤，灰眼睛，黄头发的西方人。在上海、北平、广州这些城市，与西方人通婚已经是非常普通的事，可在广阔的农村，这却是大逆不道的事，几乎与叛国等同。

我在中国很长时间了，也曾经到过西北，调查过那里发生的饥荒，但我从来没在农村的农民家里住上这么久，这几周的经历让我对中国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。

这是个有些奇怪的国家，一方面在城市里，西方文明已经深入人心，人们向往西方的科学文化和社会制度，另一方面，这个国家广阔的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，却依旧十分落后，他们保留着数千年来的生活习惯和认识。

现代文明和传统愚昧同时存在，距离这个村子不足百公里的唐山，已经是一座接近现代的城市，可就在这里，这个村子，女人依旧不能离婚，男人可以随时休妻，女孩子很少进学校，寡妇再嫁是不贞的表现。

庄继华将军在整个中国推动社会改革，可这种改革仅仅只能给农村贫穷农民带来经济上的好处，却无法改变农民的认识，这种认识只能通过长期教育来实现，这个时间大慨需要一代人。

‘中国的问题首要是解决农民问题。’我在延安采访gcd领袖zd时，zd说出了这样的话，在渝城，蒋介石将军和邓演达将军说过类似的话，这些可以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人，都认识到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最大障碍是什么。

但他们选择解决问题的方法却截然不同。

延安认为，可以用更激烈的手段，打破农村现有的社会结构，从经济上引导农民实现自己的要求，进而将这种要求转变为政治诉求。

而渝城的国民政斧则希望保持社会的稳定，在现有的社会结构下，推进社会转变。这种方式源自孙中山对中国走向现代的划分，孙中山在领导同盟会推翻清政斧后，提出走向现代社会的三个阶段：军政、训政、宪政，并为这三个阶段规定了具体任务。蒋介石将军在十多年前实现了中国统一后，宣布实行训政。

我无法评论这两种方式的优劣，但很显然的是，两党都在大力推行自己的政策，并且在推行过程中，产生极大的冲突，这种冲突甚至可能会危及战后这个国家的和平，但遗憾的是，两党都没有让步的迹象，都在加强自己的力量，为战后作准备。

在西方，习惯通过谈判解决问题，但在东方却不是，这个国家的政治传统是——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，这句话来自中国的历史，几百年前，占据中原的皇帝，对是否要对顺从的南方割据势力发起战争，面对争论的大臣，说出的一句名言。